□黄守愚(船山学社副社长,湖湘儒学高等研究中心理事长,北京中宣文化研究院研究员,中国商业文化研究会湘商文化首席专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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醴陵,是湘赣之间的一颗明珠,光而不耀。“醴为潭州望邑,襟湘挹衡,接萍带渌,山川形勝之奇,毓为人文,儁乂彪炳,斯亦文献区哉”(晏朝寅《醴陵县志序》)。翻阅道教史册,醴陵的小沩山是三十六洞天之一,章龙山是七十二福地之一,是神仙的沃土。
在古代,醴陵是官道、商路的要津。唐宋的禅师们“走江湖”,在湖南、江西之间来回访学,以求升入开悟之门,途经醴陵是常事。祖师昙晟来到明月峰创建云岩寺,他写的《宝镜三昧》是曹洞宗的理论依据。乾道三年(1167年),朱熹从福建来岳麓书院讲学,主教张栻按礼数到湘赣之交界处——醴陵迎接,两人在渌江书院开启了“张朱会讲”的序幕。王船山在“转升”期间,曾保贞于醴陵一带,“早岁涉渌江,今者复经过”。另外,王阳明、陶澍、左宗棠等人在渌江边留下足迹。
近代,一代又一代湘人推崇王船山为道统,使得湖南的“地气”上升。到现代,湖南的“地气”一度转移到渌江,因而其地人、物忽然兴盛,醴陵窑蔚为中国之新瓷都,时人目何芸樵、程颂云为曾国藩之后的道统继承人。
古人讲“一方山水养一方人”,物华天宝,人杰地灵,又讲“人物为一郡之柱础,乡邦之光耀”。从双向性来说,山水、人物是互惠的,山水滋养人物,人物赋性山水;前人荫泽后人,后人报恩前人。光前裕后,醴陵之文化亦当作如是观。
地蒸天引,清秀上升,醴陵又出了一个儒商李文金先生。几十年来,他一边做企业、观察社会,一边读线装古书、思考、写作,是老一辈湘商领袖的典范。2022年,其出版了《渌江逐梦》散文集。今年,再出版了《草籽花》散文集。翻读《草籽花》,掩卷沉思,鄙人以“前见”来“观”之,其“观物、入理、体仁、安心”,贞观心土,保养仁心仁物,开显其心之历史,在视觉效果上可谓为金匮之心史。
心者,官也,“观”也。儒家的心,是一心仁爱,如桃仁之心,是天地生生不息之本。董狐之笔,太史之简,孔子削《春秋》,太史公撰《史记》,王船山写《龙舟会》《黄书》,陈寅恪作《柳如是别传》,皆是发皇心曲,以传心史。阴阳变化,日月相推,屈伸往来,显隐幽明,而心史见焉。
以下数点,是鄙人对《草籽花》的浅陋之见,姑且抛砖引玉,以供方家一哂:
《草籽花》观物体仁,澄明了儒者的天地之心
在传统中国,“观”是各大思想门派的重要概念。《说文》云:“观,谛视也。”从逻辑上讲,“观”是包括了眼耳鼻舌身意等的“判断”,因而“观心”得以可能。《周易·系辞传》有俯仰往还、远近取与的方法,为六朝山水田园审美者所继承。王羲之在一俯一仰、一远一近之中得意忘象,写出了千古名帖《兰亭集序》。庄子听“天籁之音”,悟出“齐物”。张子听驴鸣,悟出“民胞物与”和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,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”。周敦颐窗前草不除,悟出“自家意思”。二程“观”鸡雏、谷种,切脉,谢良佐“观”桃仁、杏仁,皆悟出“仁”。
《草籽花》全书分六部分,第一部分是观心土之物,第二、三部分是观乡土之物,第四部分是“观国之光”,第五部分是观异域风情,第六部分是观圣迹。按照传统哲学概念,可概括为“观物”,亦如王船山的“观生”。其既悟出了“仁”,也因此“体仁”。
观物观心,在乎贞观。《周易·系辞传》云:“天地之道,贞观者也。”贞观之即,由定生慧,体元居正。董仲舒说:“《春秋》谓一元之意。一者,万物之所从始也;元者,辞之所谓大也;谓一为元者,视大始而欲正本也。”胡安国认为,体元即体仁、正心,“元,即仁也;仁,人心也”。体验到仁爱,长此涵养浩然正气,方不会童山濯濯。
作者所观的物,有草籽花、苦楝树、芦苇、醴陵菜、红薯、扁担、小路、古檀树、雪、岳麓书院、石鼓书院、孔庙等,可谓之“起心外照”。作者观而有悟,得意忘象,随感而发,可谓之“摄心内证”。于是,物是心之物,心是物之心,心物不二,交摄相持,此时,是“凝神入定”,由定生慧,“住心看仁”。
一般而言,看见、看不见,似乎是视野问题,然按照大脑的运行程序来审视,心可能决定了二者。过去的人类文明,物是存在等级的,而观是有因缘的;有一些物,“有障碍者”看不见,上天看得见,圣贤看得见。《草籽花》作者之观,是仁心决定的。《草籽花》所观之物,不是无意义之物,而是作者仁心之物,由作者“给出”意义。这些物广泛而平凡,平等地出现在作者的视觉之中,既开显了作者的仁心,也滋养了仁心。
佛教讲众生平等,无有分别。《大同篇》讲“货恶弃于地”,孟子讲仁民爱物,程颢讲万物一体之仁,张载讲民胞物与,王船山还讲人类一体、人物一体,谭嗣同讲以心挽劫,都是平等之仁心。千言万语,无非是去障碍,出有入无,求“看得见”。红尘滚滚,杂乱纷呈,作者若不能“凝神入定”,缺乏定力,岂能有“正见”?
一白遮百丑,一爱销万恶。发仁爱之心,万恶退隐,春心开显,看见世界,“以通神明之德,以类万物之情”。《草籽花》里面写出了爱国爱家乡、仁民爱物之情,可谓作者贞观而体仁、正心。因此,《草籽花》应当是遥继道统而来的。
《草籽花》观物明春,开显了儒者之境界
《草籽花》前三篇散文《蒹葭赋》《苦楝树》《草籽花》,观心土之物而生观念,写的是芦苇、苦楝树、草籽花,宣示了作者的仁心。这三种物,并非八大山人的“金枝玉叶”,而是常见之物,生命力顽强,不惧土壤之贫瘠,平凡而不惊奇,如芦苇花“貌不出众,色不多夺目,无香诱人”,没什么了不起之处,一般人也不会高看一眼,即看得见而看不起,可是作者仁心大发,尊重它们的尊严与价值,以为自身之应化,安春于心土。
天生万物,无一时位不春,无一物不仁。在传统中国,“固知野老能成圣,谁道江鱼不化龙”,人、物机会平等,门户开放,自由竞争,人可以修炼为神仙,万物也能修炼为神仙。在中医药里面,无一物不是药,各有其用,自有其尊严,皆有其春。可知,作者观心土、乡土,写出诸物之情,可谓证得个中三昧。
作者以芦苇、苦楝树、草籽花这三种仁物自喻,阐明了心志。芦苇是多年生植物,到处都有,“野火烧不尽,春风吹又生”。苦楝树,让作者联想到了庄子的“无用”“有用”,因其“苦”得以“侔于天”。过去,粮食奇缺,用苦楝树的果实酿酒,也让鄙人联想到那个年代用金刚刺酿的苦酒,都是容易“上头”的。朱熹的遗嘱不是“坚苦”?大企业家张謇、范旭东,不是说吃苦吗?草籽花,逢春便生,“化作春泥更护稻”。
这三种物,其用在奉献自己、葆光尊严,“我想,经过多年乡村生活的历练,我的血液里一定融入了乡村草籽花朴实无华、宽容奉献的品性”“我的人生信念如芦苇。即便是盛夏烈日炙烤,也要顽强地生长;即便是遭到强风劲雨袭击,也不会屈从倒伏,也要傲然屹立”“苦楝树正因为苦,花和果都不会被鸟吃,果实自然老去,落入泥土,来年再就地发芽新生”。作者之用心,也在于此,不愿离开“心土”——“故乡的泥土”“离开故乡几十年,我时时刻刻在眷恋着故土,我常在想:倘若我能做一株根系发达、性格坚韧的芦苇,深深地扎根在故乡的泥土里,多好”“苦楝树,永远也不会离开故土”“它永远开在乡村的泥田里,默默地为庄稼人奉献一生”。五行,金为首,土为中,土生万物,金以成之。朱熹还说,“信犹五行之土,无定位,无成名,而水金木无不待是以生者”,这不正是作者之“信”?
作者观芦苇、苦楝树、草籽花等物而安其居,正是履行天职和贡献自己的力量。传统价值观念认为,人有燮理阴阳、安定人物的责任。王船山说:“人者,阴阳合德之神所聚,而相阴阳以协天地万物之居者也。”殊不知,这也是德鲁克管理学的宗旨。
儒家认为,春生造化,是理想的羲皇境界。看看宋明大儒的诗文,就晓得“春”的喻象,而王船山还追求“春风动雷雨”。邵康节认为,每个人的天赋平等,无处不是“春”。其《观物吟》云:“耳目聪明男子身,洪钧赋与不为贫。因探月窟方知物,未蹑天根岂识人。乾遇巽时观月窟,地逢雷处看天根。天根月窟间来往,三十六宫都是春。”朱熹悟出正道后说:“书册埋头无了日,不如抛却去寻春。”其《春日》云:“胜日寻芳泗水滨,无边光景一时新。等闲识得东风面,万紫千红总是春。”其《春日偶作》云:“闻道西园春色深,急穿芒履去登临。千葩万蕊争红紫,谁识乾坤造化心。”陈白沙还写诗说:“静处春生动处春,一家春化万家春。公今料理春来处,便是乾坤造化人。”
作者写到芦苇、草籽花、桃花,提到了“拥抱春天”,“我更喜欢春天芦茅叶的翠绿”“我轻轻地和春天来一个约会”。雪后是春天,作者还写到了两场雪,一次是下海创业遇雪,一次是陪妻子赏雪,也暗示了瑞雪兆丰年、红梅报新春的期许。在《春天的快意》里面,作者写了在春天参拜王船山的湘西草堂。谭嗣同称颂王船山是“雷神”,说:“万物昭苏天地曙,要凭南岳一声雷。”也果然在清末民初,王船山给当时的中国人带来了春天。
《春天的快意》一文说:“在这明朗的春日里,我怡然自乐地游走在湘南乡村田野间,探访圣贤故居,追寻圣贤的足迹,接受圣贤思想的教诲与洗礼”“我虽觉自己较之圣贤,仍是那么愚痴蒙昧,但在今天,我沐浴过圣贤光辉的心灵已经豁然开朗”“那是春日一种通体泰然的享受,那是春天一种身心释放的快意”。作者写春,契合儒家宗旨,不管是无意,还是有意,都是千万年来老百姓最为朴素的好心好意。
《草籽花》观心住春,阐明儒者争作圣贤的追求
学做圣人,是宋明儒家的追求,也是湖湘精英文化的一大特色。王船山认为豪杰而圣贤是救世之“大权”,说:“有豪杰而不圣贤者矣,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。能兴即谓之豪杰。兴者,性之生乎气者也。拖沓委顺当世之然而然,不然而不然,终日劳而不能度越于禄位田宅妻子之中,数米计薪,日以挫其志气,仰视天而不知其高,俯视地而不知其厚,虽觉如梦,虽视如盲,虽勤动其四体而心不灵,惟不兴故也。圣人以《诗》教以荡涤其浊心,震其暮气,纳之于豪杰而后期之以圣贤,此救人道于乱世之大权也。”曾国藩更是说:“不为圣贤,便为禽兽。”
春,是生意盎然,生生不息。圣贤之境界,是春境。庄子云:“以德分人谓之圣,以财分人谓之贤。”圣分德,贤分财,运用之妙,在乎一心,此心安仁住春。在现实之中,“强”是转升为豪杰、圣贤的内外动力。“弱”,自身难保,谈何分德、分财,又谈何“历史”?因此,熊十力评价儒商范旭东是“贤人”,鄙人评价张謇、范旭东是“圣贤型企业家”。
作者是一枝会思考的芦苇,是一株会观心的苦楝树,一根会向上向善超越的草籽花。在《草籽花》第六部分“我思故我在”,作者写到了自己朝圣、观圣,心应儒、佛。在《圣山岳麓》一文,作者说:“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‘圣山’,守望心中一片净土,守望着当年出发的初心,守望着自己的理想和信仰”“这种守望,是一个人一辈子的眷恋”“岳麓山,便是我一生的心之所向。这里承载着我的理想、信念、奋斗与追求,为我在世态炎凉中打造了一方宁静的心灵归宿”。作者还写到了坐在辛亥英烈墓前的沉思,“正因为有了他们,岳麓书院门前悬挂的楹联‘惟楚有才,于斯为盛’才会更加褶褶生辉、光彩照人”。在曲阜朝圣,作者得到了“仁者”的印可,说自己以忠、孝、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为座右铭,还说“孔子故里曲阜,是我向往已久的朝圣之地,也是我一生仰慕的精神家园”“我只是想在这个宁静而又神圣的地方,远离城市的喧嚣,沉淀自我,使自己的灵魂变得更加纯净,心胸变得更加豁达,争取做一个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的‘圣人君子’”。在瓮城拜佛,作者悟到了达摩祖师的“随缘行”、马祖大师的“平常心”,认为修佛是信佛的基础。
佛祖不借外力而开悟,一般人做不到,若是要生发内心的春力,还得依靠观照外物,“合外内”。作者的朝圣、观圣,得到了圣贤的加持,安心住春,从容淡定,对未来充满希望与信心。因此,作者在橘子洲头说:“橘子洲,一艘航行在湘江中的时代巨轮,载着新时代的使命,载着湖湘人的希望,从这里又一次扬帆起航,乘风破浪驶向大海……”
《草籽花》观心著史,宣示了儒者对大化流行的希抱,是金匮藏心史,葆光尊严。
老子云:“圣人无常心,以百姓心为心。”天道大化流行,圣贤体元居正,天下抱一,百姓协和。王船山“抱刘越石之孤忠”“希张横渠之正学”,是其“心史”之旨与一生的尊严。曾国藩明了苞符之奥义,在平定太平军之乱时,白天打仗,晚上校对《船山遗书》,急着尽快出版此书。《船山遗书》这部“心史”关乎每个人的尊严,尤其是湖南人的尊严,曾国藩当然晓得推崇王船山的轻重缓急。
个人的意志从心发出,外住世界,随物赋仁,追求无限扩充,如《周易·系辞传》讲的“可久可大”,这是每个人都有的希抱,也实为大化流行的外住。一旦遇到阻碍,未来不来,则心里产生冬天的寒冷,尊严受到伤害,可能由爱生恶。
每个人都有“历史”,也需要“历史”,既通过“历史”来证实是一个“人”,葆光尊严,也依靠“历史”走向未来。个人的“历史”,外化为事迹,内生为“心史”,如《中庸》讲的“合外内之道”。被剥夺了“历史”,不被承认,会产生焦虑。过去,因缘不具足,被排除在“历史”之外,没资格传承来自祖宗、先贤的“绪统”,是全人类常见之事。譬如说,嫡传制排除了庶出之子,而禅宗“诸尊宿”因法系不明,无法进入“祖师”班序。为什么全球都流行修谱、寻祖?只因有“历史”的需求,并且人进为“强”者或到了晚年,这种需求的强度上升。看地方志、民国报刊,一些人以父母亲的名义捐款,无非是帮助父母亲成人、发德,进入“历史”。
《草籽花》是一本散文集,在鄙人的视觉效果中却是一部心史。从接受美学和解释学来说,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,任何一种视觉效果都是合理合法的。且不说《史记》也是文学作品,不少历史是用史诗写成的。陈寅恪之以诗证史、以史证诗,也是千百年来的常态。《草籽花》之心物互观,在一寒一暑、屈伸往来之间心土之仁物春生夏长,发出天籁之音,开显为个人的“历史”,因此说是“心史”。作者通过“心史”确立自己之主体,回答了“我是谁”“从哪里来”“到哪里去”,成为了一个“人”,成就了一个“人”的尊严。
国史,是国家之心史。地方志,是地方之心史。家谱,是家族之心史。个人史,是个人之心史。个人之“心史”,也只能是靠自己力量来写。而在田野调查中发现,乐意叙述本地的“大事”只是少数“强”者的兴趣,遑论个人之“心史”。《草籽花》的作者是一个“强”者,有着“强”的“历史”需求,自己写“心史”,自觉觉他,己观心土而让他者观己,“君子创业垂统,以为可继也”“继之者善也,成之者性也”,这是千百年来合理、合法的行为,也是孔子制《春秋》大义之乐。
因此说,《草籽花》是一部观仁心仁物的“心史”,贞观心土,体元居正,“合外内之道”。古人玉版铁劵,金匮石室,藏之宗庙;或方书拯济疾苦,金匮玉函。今者李文金先生金匮藏心史,不亦然乎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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